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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企业：难以言说的希望

Monday, 05. 17. 2010  –  Category: 推荐阅读, 活动与公告

来源:中国财富 作者:司马言

稚嫩的社会企业正在蹒跚学步，资金小，规模小，效益小限制着它们的生存发展，似乎还没有谁意识到应该和怎样给它们以呵护与扶持

青海湖西南侧的八月，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给草滩披上金灿灿的盛装，高杆悬挂的五色经幡，招展着藏族牧民的祈福心愿。2005年的一天，两名不速之客走进了田园牧歌式的共和县黑马河乡。她们招呼牧民，用普通话描述着一个听来十分陌生的诉求。于是，当地藏族牧民迟疑着拿出家中的牦牛绒，交到这两个城市姑娘的手中。在收购的第一袋牛绒上，她们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当地藏族牧民看不懂的字母——Shokay（藏语，指牦牛绒），但是他们的生活从此便与这几个字母代表的一家企业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理想主义者的践行

这两位陌生的城市姑娘是28岁的香港人苏芷君和26岁的台湾人乔婉姗。当她们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管理与国际发展研究生时，就发现中国内地还没有社会企业这样的商业模式。为此,两人抽出六周的时间去青藏高原旅行了一趟。旅行中，她们第一次看到了牦牛，而且得知世界上有1.4亿头牦牛，它们中的大部分就在中国。她们还知道了牦牛的毛柔软而细腻，堪与澳大利亚羊毛相媲美。由此，她们决定用自己1.5万美元的项目奖金收购牦牛绒，然后拿到工厂织成毛线，再编织成衣帽和手工艺品，打开国际市场，把所获利润中的部分返还给青海牧民，用“社会企业”的模式帮助他们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收入。

她们当初的决定可能很简单，所以结果似乎有些出乎她们的预料：截至2010年，她们的公司在全世界已拥有100多个寄卖店，在青海有260个牧民家庭参与生产。而她们的公司——Shokay，则成了目前中国最被推崇的一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个舶来品，而它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

著名的“花旦工作室”是由一名来自英国的栗发女生罗琳所创办。罗琳毕业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艺术戏剧系，她认为许多问题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而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她于2005年注册成立了“花旦工作室”，以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打工人员为服务对象，通过戏剧的感染力及创新思维来帮助他们发掘潜能、树立自尊、建立自信和增强社会参与能力。“花旦工作室”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合作，创造出一个个“重塑人格”的奇迹。

北京笃挚优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刘简航谈到创业冲动时说：“我觉得我的生活信仰就像罗素所说的：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与同情。”她在国外学习发展经济学时，就开始关注公平贸易。她希望让爱与美结合起来，流转在一个世界，就像它的LOGO——Unconstraint Art 一样。她的公司致力于手工艺品的公平贸易，为城乡弱势群体提供生产、就业的机会，并提供合理报酬和发展机会，以此改善不发达群体的生计和个人发展, 同时以手工艺品所展现的韵味、灵光、气息和风尚的设计以及文化艺术活动，满足消费者审美、情感和文化享受的多重需求。笃挚销售的手工产品主要以99%纯度的手工纯银首饰为主，同时包括蜡染、礼品刀具、皮饰、漆器、竹器、木雕、刺绣、书具等二十多个系列，组织贵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生产组织以及家庭作坊生产，帮助少数民族姐妹脱贫。

上海的欣耕工坊由新加坡籍商人朱柄肇创办。2006年朱柄肇在一位记者朋友那里看到河南艾滋村的资料和照片，得知艾滋村感染者无法从事繁重的农活，为了生计而从事危险的自制烟火爆竹加工。不少妇女和孩子也加入其中，爆炸事故频发，一些村民被炸伤，面部毁容，双手残疾。朱柄肇找到当地了解情况，联想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决定为当地贫困村民提供手工艺技术培训，组织生产并负责销售。翌年创办了欣耕工坊，组织村民开展再生环保产品生产，帮助企业进行环保理念产品化、实体化，实现绿色购买与弱势群体帮扶就业的创新性结合。三年过去，营业额超过100万元，近200户贫困家庭受益。朱柄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说我有什么情怀，我们不过是互相帮助地过日子。”

理想主义者的践行，引起学界的热情关注和高度评价，不管是在英美还是在中国，学界一致的看法是：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产物，社会企业的发展与完善，将带动社会创新一路前行。

为“小”所困扰

中国的社会企业规模大多不大，就员工而言，少则三五人，多至数十人；就经营额而言，少则几万元，多则不过数百万元。如果是企业，只能算小企业；如果是非营利组织，只能算微型组织。

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组织的一次“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培训活动中，参加者普遍认为，经营资金额小、规模小、效益小，是社会企业的一致特征。

社会企业涵盖着企业和第三部门。按照中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分类，第三部门统称为民间组织；该领域自上而下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基金会三个层次。

民办非企业单位方面，以“花旦工作室”为例，盈利方式有两种：一是做非盈利项目的同时会积累一些经验，例如创新能力培养、跨文化冲突培养、团队培养等，以此为基础形成课程，为世界500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CSR）培训；二是给一般企业做社会责任培训，花旦尝试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让政府为项目买一部分单。两种收入合计一般为数万元左右，数额有限，能够维持生存就算不错，遑论扩大发展？

企业方面，欣耕工坊算是社会企业中的大户，营业额超过100万元，如果按照10%的利润率计算，年利润不过10万元。近几年，它得到了联想公益创投资基金和壹基金潜力典范工程的资助。否则，经营会很困难。

采桑子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是一家开发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的社会企业，为了发掘保护流散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标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收集到标本堪称珍稀，尽管国际市场竞价极高，但他们不肯出手，因为一旦出手就不会再拥有。正因为如此，她们大量的资金就积压在了珍藏标本上。

通过同社会企业家们的交流，记者感觉到，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的矛盾，是社会公益服务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因为产品附加值不高与人力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使得它们很难积累起足够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一些社会企业开始了新的探索。

绿动力公司是一家绿色环保礼品产销公司，秉承“商业即公益”的理念，为客户量身订制绿色（环保）、创新的文化产品及服务，每年从利润中提取10%作为公益专项资金。他们的想法是：公益专项资金累积到一定额度时，转而注册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像绿色动力一样明确提出由企业向基金会转型预期的社会企业，只不过是希望把企业注销改为注册非营利组织，从而享受税收优惠，获得生存机会而已。

目前，中国还找不出像尤努斯格莱珉银行那样的成功案例。格莱珉银行创立之初曾接受很多捐助，后来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实现了企业的自给自足，而且日益扩大了企业规模，受益于格莱珉银行的贫困人口达1.5亿。

谁来给予呵护

社会企业是一个新生事物，专业人士认为，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支持：

一、政府的政策扶持。由于社会企业覆盖企业和民间组织两个领域，前者归工商部门管理，后者归民政部门管理，实施统一的政策优惠难度太大，几无可能。但是实行一些细分的政策优惠则是可能的。例如，政府部门可以从购买服务的角度给予政策优惠，扶贫部门可以从扶贫开发的角度给予政策优惠，劳动部门可以从照顾弱势群体就业的角度给予政策优惠，文化部门可以从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给予政策优惠，金融部门可以从扶持中小民营企业的角度给予政策优惠等。

相关专家指出，取得政策优惠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调研来分类解决，另一方面社会企业根据自身特征，主动上门求助。坐等天上掉馅饼想法肯定行不通。

二是大型基金会的资助。公益事业发达的国家，公益基金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大型基金会向筹资型发展。一个国家内形成为数不多的航母式筹资型基金会，它们只管筹资并拥有雄厚的资金，通过项目招标和项目资助的方式为操作型组织注入资金。

现今中国的NGO顺应国际潮流，大型基金会纷纷向筹资型转型。它们会把自己的宗旨和招标要求向社会公示，期待着操作型组织的接盘。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即得到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资助。社会企业与公益基金会的服务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社会企业能否设计出与基金会宗旨契合的项目。

三是企业的社会投资。即企业家用办企业或者投资的方式来投到某一个社会问题上，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的，不分红，但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操作来运作。

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会拿出利润的百分之几来从事社会投资。企业的社会投资可以自身运作，还可以资助其他社会企业。专家建议我国可以建立一个创新机制，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型的资本市场。

尤努斯就呼吁各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大力支持社会企业,“那并不需要很大一笔钱,社会企业只要有很少的钱就能运作下去,自给自足” 。

稚嫩的中国社会企业究竟能走多远？这无疑是一个闪烁着希望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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